转眼30年，南开学校的校产总值约为三百多万银元，其中校舍一百多万，地皮七十多万。与同时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相比，南开大学接受国家补助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，名列第二。它所接受的社会捐助也居于私立大学的前列。这样的成绩，与他的“化缘兴学”功不可没。
南开采取的是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。1932年，校董事会的董事为严智怡、颜惠庆、陶孟和、胡适、李组绅、李琴湘、卞俶成、王秉喆、丁文江九人。校董就是南开的“财东”。
从张伯苓的言行中，后人们对其创业的艰辛，自然可以有更多地认识和了解。他说：“四十多年来，我好像一块石头，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，不敢作片刻停留。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，至少沾不上苔霉，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，路也会愈走愈宽。”
他为南开挣下数百万产业，却从没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。他不肯坐汽车，仅有一辆南开同仁共用的人力车。一次他去开会，散会后服务员问他公车号，他笑着说11号，服务员找来找去也没找到。回来只看到了他渐行渐远的背影，这才领悟其中的含义。
每次去北京，他总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的北京旅馆。学生们深情地回忆说：“该旅馆价格便宜，每日一元。先生去时，每次带一盒臭虫药，一包茶叶。北京旅馆的臭虫很多，永远欢迎客人。臭虫药是必需的防敌设备。另外张先生自带一包茶叶，因为旅馆的茶叶实在太劣，太要不得，这一包茶叶是张先生唯一的奢侈品。”